那年她十三岁，被逼到涂在墙上，却对老师说“对不起”，有一种功课做不好的感觉。
“他掏出来，我被逼到涂在墙上。老师说了九个字：‘不行的话，嘴巴可以吧。’我说了五个字：‘不行，我不会。’他就塞进来。那感觉像溺水。可以说话之后，我对老师说：‘对不起。’有一种功课做不好的感觉。”这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片段，也是作者林奕含亲身经历的写照。
这部小说讲述了才华横溢的文学少女房思琪被补习班老师李国华长期性侵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林奕含在出版此书后选择结束自己年仅26岁的生命。
李国华这类施害者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明显的暴力，而在于他们如何系统性利用权威与文化符号实施操控。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李国华作为补习班名师，利用社会对教师的尊敬获取信任。他擅长用文学语言美化罪行，把性侵包装成“爱情”，让房思琪在情感上产生混淆。
“他说：‘文学是最美的爱情’，她便信了。”
这种操控手段极具隐蔽性。李国华通过灌输“你是特别的”、“只有你懂我的文学”等观念，让房思琪产生心理依赖。更甚的是，他会刻意制造羞耻感，让受害者不敢求助。
精神控制的最终阶段，是让受害者出现“创伤共存”的心理机制。李国华在性侵后偶尔表现出温柔，使房思琪无法区分爱与伤害，甚至为自己找借口：“他有时候也很温柔，不像是坏人……那也许，这真的不算什么吧？”
房思琪并非没有尝试求助。她曾试探性地问母亲：“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母亲却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
家庭性教育的缺失，使得房思琪的求助尝试被彻底阻断。当她试图以更明显的方式向父母诉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时，母亲直接表示“小小年纪就这么骚”，于是房思琪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
社会对性暴力的冷漠与偏见形成了无形共谋。林奕含生前指出：“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这包含三层含义：未成年人的长期性侵、世界观价值观的坍塌，以及精神信仰的摧毁。
就连房思琪最亲密的朋友怡婷也无法理解她。当思琪暗示自己“和李老师在一起”时，怡婷的反应是“你好恶心，离我远一点”，这使得思琪陷入更深的孤立。
华裔作家李怀瑜在《生命暗章》中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她以自身被性侵的经历为蓝本，但采用了受害者与加害者双线叙述的方式。
李怀瑜认为，只有将罪犯当做一个“人类”看待才能更好地预防犯罪。她在书中冷静客观地描绘了加害者钱宁的成长背景——社会的冷眼、父母的分离、缺乏爱与关怀的成长环境。
这种叙事方式引起了争议，但也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李怀瑜表示：“创作让我将自身的创伤转化为一件我可以掌控的艺术作品，一件与实际经历完全相反、积极而富有成效的作品。”
与林奕含不同的是，李怀瑜在遭受性侵五年后才开始写作。她指出：“当我描述薇安的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时，我不得不重温那些我生命中最黑暗的片段。但我也获得一种微弱的力量感。”
面对性暴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整个社会的应对机制。
司法系统的改革是首要任务。李怀瑜指出：“法庭程序真的不够重视受害者的幸福”，法庭上的关键总是在于“破坏受害者故事的可信度”。理想情况下，受害者不应需要在法庭上直接面对罪犯。
公众意识的转变同样关键。我们常常要求受害者是“完美”的——柔弱的、天真纯洁的、在袭击时做出完美反应的。当现实中的受害者不符合这些要求时，人们往往指责受害者而非罪犯。
李怀瑜认为这种偏见源于人们的一种心理：“我们喜欢去认为我们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坏事只会在人们做出错误决定时发生。”
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只是性知识教育，更是关于健康关系、边界意识和尊重他人的教育。正如书中所言：“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
伊纹对怡婷说：“你要替思琪上大学，念研究所，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许会被退学，也许会离婚，也许会死胎。但是，思琪连那种最庸俗、呆钝、刻板的人生都没有办法经历。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替她活下去。”
现实世界中，林奕含离开了我们，但她的文字留了下来。这些小说不仅仅是故事，更是对社会伪善的控诉。当我们学会识别暴力的各种伪装，当受害者不再被迫沉默，当文学回归真善美的本质，或许更多的房思琪能够得救。
